马锡初院唐佑彬老师近来提出“文化教育”的主张，以中学课本为媒介，促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并适当地将这些知识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切实地指出了新加坡华文教育因过分重视语文层面而无形中累积的盲点。

然而，我在涉猎中国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与现当代儿童(与青年)文学的当儿，注意到了一些现象与问题，希望提出来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工作者分享，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化教育”一词，本身涵盖的意义范围非常广，因此在过程中难免牵涉到许多不同学科的问题。这现 象也不足为怪，如钱钟书曾说的，“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是客 观上不得已的事。人的教育本来就应该追求整体性，即使我们在实践中难以顾及全局，至少应该在思考的层面，尽可能从整体把握问题。

多元文化与伦理学问题

首先，文化教育本来就不应该只是一种纯粹“知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以及这个社会共同体中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学问题。

在新加坡，当下的华族文化教育如果只停留在单纯的儒家思想教育上，绝对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特殊的历史背景，使新加坡人客观上处于多元文化的土壤中。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像我这一代的青年，就切身地感受到各种强势文化的冲击，也逐渐意识到自己 确实已经成为“中西交融”的个体，虽然这当中还分“中多西少”、“西多中少”和少数的“不中不西”者。

因此，在华文教学中谈文化教育，在我看来，至少包括了以下两个目的：

一、从中华文化出发，探索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人本观念的异同，然后通过文学与文化教育来试着消 解、融合或让两者能够并行而不构成尖锐矛盾。例如，中国儒家思想难免将个人完善的这个层面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石，因此在推行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使个人的层 面被淡化，逐渐给人的误解是，中国思想重群体而忽视个人。这是必须消解的偏见。当然，对于政策制定者乃至每一位教师，这难免为一个非常高难度以至于略显苛 刻的要求。

孩子心智水平和审美问题

二、必须兼顾到本地独特的多元民族与宗教的形势，因为它对中华文化的全面性构成一定的难度。

在现代社会科学至上、理性思维独霸一方的局面，我们有时难免要考虑，理性思考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压 抑了孩子的感性，又是否已让孩子置身于一个麻木、哑巴的世界里？如果是这样，孩子永远无法进入文学，因为对话的条件无法成立。他将只有自我的声音，却无法 得到外界的回应，以至于他也逐渐变得麻木不仁。

教会孩子如何审美是当务之急。当然，除了和大自然的对话，其实也可从其他诸如音乐、艺术领域入 手。丰富的流行歌曲的资源，等待老师们去利用。我就曾在中学教学实习中，播放韩语歌曲让学生听。一则迎合“哈韩风”，二则学生虽听不懂歌词，但音乐的旋律 和节奏确实符合了他们当下的审美情趣与能力。因此，要求学生静下心来，从音符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心灵的波动，促进想象，事后把歌曲引发的感觉和想象，构思为 一篇作文。

不能只要求教好语文

再来，历史掌故本是我们的华文教育中应该重视的另一模块。司马光敲水缸、岳母刺字等家喻户晓的故 事，早已成为小学课本中必不可少的篇目。然而，似乎到了中学以上的程度，我们的教育就不太重视掌故了。实际上，中国启蒙读物中有唐代李瀚的一篇《蒙求》， 其中有大量的唐以前著名人物的事迹，就连我这个大学生读来都津津有味。

如何在给孩子揭露世界真面目时留下一片干净单纯的田地，是值得思考的。在孩子那里容易显得深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华文教育中也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信与美、有趣与有益之间的差别，在孩子那里如何统一？科学知识瓦解幼儿的初级虚构后，何以让孩子保持“赤子之心”，促进审美情感，生发高层次的虚构？这些都是我们的人文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华文教育绝不能因为要“教好语言”而逃避责任。

华文教育中的文化知识传播，任重道远。除了有些必学的文化知识外，华文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的，还 有社会伦理的总体性目标，培养学生审美的能力，以及引导他们全身心地进入古今的汉语文学作品中，从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说到底，华文教学绝对不只是教导 孩子怎么用语言，其中的文化教育也不单纯是知识的传授。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教导的是“人”，从中国文化中找寻“人学”的因子，让学生内化并一辈子受用。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文：陈炜雄)

【编辑：陈安娜】